“协同信息化”这个题目，在不我们所处的这个不太容易确定边界的协同行业里，应该还是有一个不太明确的共识的。而在协同行业之外，乃至协同（协同软件）市场的用户而言，则是云里雾里，如果能说是雾里看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种状况对于我们这些做协同研究、协同产品、协同服务的人而言，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督促。我们做得不够，没有能将协同、协同管理、协同工具独有的价值传递给用户、传播到市场和业界。

“协同信息化”概念本身亟需清晰明确的定义，以便向市场和业界传达其理念和价值。

也许正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致远协同研究院自建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协同及协同管理对于组织价值的研究，特别是协同对于组织绩效的研究。

联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进行了“中国企业组织行为绩效指标体系”研究，建立并发布了“协同工作行为指标体系”。提出了中国企业协同工作行为的驱动因素：目标、沟通、信息、流程、知识、文化；相应的组织行为绩效：组织的成长、组织的创新、组织的效能、组织的品牌力、组织的适应性。6个行为驱动因素作为一级指标，分别由3-5个二级指标构成。该研究通过发放问卷，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结论：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企业的信息和知识指标的提升与企业的总发起协同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目标、沟通、流程以及文化与企业发起的总协同数量也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4个指标相对于企业发起的总协同数有更多的隐含性，包括流程构建、沟通方式、文化传播方式等等。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组织行为的整体绩效提升与企业的信息和知识指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目标、沟通、流程以及文化对组织行为绩效提升有积极相关关系。

以上结论表明：企业重视和提高信息和知识的利用，会带来组织绩效（特别是组织品牌力和组织适应性）的提高，而充分利用协同平台将有助于提高信息和知识指标。同时，在目标、流程、沟通以及文化等4个指标方面的改善将有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协同工作管理平台对6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支撑。

事实上，协同研究院联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所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研究所覆盖的内容却过于宽泛和抽象，且从可测度和定量化方面缺乏依据和证明。虽然在研究系统的控制变量选取上，名义地使用了“协同工作行为”“组织行为绩效”等名词术语，但是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定义，特别是可测度和量化的定义。虽然研究对于指标变量采用量表方法采集一定量的样本数据，但“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性” 。

宽泛、抽象的组织行为绩效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很容易导致协同的抽象化甚至肤浅表述。一言以蔽之，探索研究可能忽略了与协同的具体、内在关联，只是在做针对性不太强的相关研究。

“组织行为绩效指数”或者“指标体系”的研究，在协同研究院而言是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分别提出了三个版本的“组织行为绩效指标体系”，内容、方法和体系架构上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每一个版本的研究报告都以不同的形式应用于公司的市场营销和宣传推广活动之中，最后一个版本在致远互联软件公司在云南腾冲举办的中国协同管理高峰论坛暨用户大会上发布，其摘要以附录的形式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互联网＋工作的革命》一书发表，正式向社会公开发布。

问题依然存在：将协同、协同管理、协同工具独有的价值传递给用户、传播到市场和业界的任务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与此同时，通过协同、协同管理和协同技术的理论研究，促进协同工具发展和协同管理软件研发这样的希望，就更加遥远了。这就引起我们对研究工作方向的反思和研究内容的检讨。检讨反思的结果就是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到与致远互联软件公司的产品/服务高度相关的方向上面。这也是“协同信息化成熟度研究”的课题来源。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实际上徐石董事长提议，刘古权副总坚持，研究院专家讨论形成的。

“协同信息化成熟度研究”包含的内容设定主要是：协同信息化程度分析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实证研究。研究的主体成了“信息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更加贴近致远互联软件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了。因为致远提供的协同管理软件在市场和用户的认知中，的确属于企业级管理软件（2B企业服务），属于企业信息化服务范畴。至今致远产品协同管理平台还经常被用户俗称为协同OA、协同办公，或者就叫OA。

把精力聚焦到协同信息化（成熟度）研究方向有很多好处。首先，贴近了致远的核心业务——企业信息化服务，研究成果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公司的市场营销和宣传推广活动之中。其次，研究的结论必然涉及具体的信息化技术、工具和应用的评价，可以直接供致远的产品研发借鉴、参考和应用。甚至帮助形成销售工具和服务。再次，研究松开了与组织绩效的耦合，对我们的研究能力和资源配置是现实、科学、符合实际的。组织绩效评价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确实超出了我们能力和资源配置。

协同信息化成熟度研究方向贴近致远互联的核心业务，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公司的市场营销和宣传推广，并可能直接使产品研发受益。

虽然协同信息化成熟度问题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但是也存在一些难点以及路径和研究方法选择问题。“信息化水平或成熟度”是一个被广泛探讨问题，也是被各国学者相对充分研究的课题。企业信息化成熟度指标体系的研究在我国也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原国家经贸委、国家科技部等部委，先后进行了企业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课题研究。企业和专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成果包括：中国企业家联合会课题组《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开发 与应用》，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如何评价企业实施电子商务的真正价值》，黄津孚《企业效益的投入产出分析》，刘现军、罗荣桂、王志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准与指标体系》，汤发良《我国企业内部冲突状态的评价测度模型》，郑英隆《现代企业的 信息经济性分析》等 。

协同信息化水平或者成熟度则可以认为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或者认为作“信息化水平或成熟度”的子课题或者子集。这两种认识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法。

如果认为协同信息化是“企业信息化”的子课题或者子集，研究可以大大简化。因为企业信息化水平或成熟度研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指标结构体系和方法，可供我们参考借鉴。甚至不排除对其成果进行优选、裁剪和修正而获得一份可接受的答案。但是我认为，协同信息化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甚至这个协同信息化概念都是个全新的事物，还没有业界公认的定义和事实上的标准。即便是我们能够得到很好的归纳和抽炼，研究取得进展和优秀的成果，向业界和市场进行知识转移和价值传递，也将是一项艰巨的营销任务。

当然，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我们退避研究的理由。我们的问题是：必须清晰定义协同信息化的概念，并界定协同信息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必须抽炼出协同信息化在企业信息化中独有的价值构成，以及可供用户和市场识别与接受的价值特征。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是进行协同信息化成熟度（水平）研究的前提和条件。

2017年，致远协同研究院立项进行“协同信息化成熟度（指标体系）评估”研究。经过一年的努力，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同信息化成熟度模型”和“协同信息化成熟度指标体系”（V1.5）。目前这个模型和指标体系还都是研究框架性质的，模型验证、数据分析、实证研究等工作还有待后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