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搜索
  • 输入关键词检索相关内容
首页  >  了解致远  >  新闻中心  >  新闻详情

【连载】协同管理由来-思想源流

更新时间:2016-12-20  来源:致远协同研究院
协同管理直接来源于中国管理软件的创新,即为了塑造软件的灵魂而发展出来的一套管理认识论、方法论和工具集。

信息技术产业,一方面是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及产业化,如软件产业、集成电路产业等;另一方面是信息技术的应用或曰信息化(包括个人级信息化、组织级信息化和社会级信息化三类)。这二者之间相辅相成,信息技术自身的进展带来信息化应用的深入和普及,而信息化应用的发展又会对信息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然而应看到,信息化进程不仅仅由技术驱动,还得力于各学科思想理论的驱动,如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技术哲学等。考察这些思想源流对信息化的具体作用是一件极为繁杂的考证工作,尤其是其中有些效应难以明言,它们是潜移默化地发生的。然而本书还是试图从协同软件这一具体形态出发,来分析与其相关的各种思想源流,以此说明协同管理是多学科思想交叉创新的成果。

实事求是地讲,协同软件绝不是在单纯的思想实验中诞生,而是从技术进步、产业竞争、客户需求、企业成长、资本流动的现实中孕育并成长起来。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先从思想源流的视角来对其过去十年的历史做一个“形而上”的梳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以各种思想源流为底蕴的协同软件产业拓荒者的潜意识、价值观、理想信念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是协同管理中更有魅力的内容。

1.管理学思想源流

(1)科学管理思想

1881年,为了解决工人的怠工问题,美国米德韦尔钢铁公司的工程师泰勒(FrederickWins1owTay1or)进行了一项“金属切削实验”,试图发现在车床、钻床、刨床等工作中要用什么样的刀具、多大的速度等才能获得最佳的加工效率。这项工作的主要成果是一篇叫做《金属切削的艺术》的文章,外加一项“高速钢”的专利。同时还衍生了一项副产品,那是一种叫做“科学管理”的理论,正是这项理论宣告了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诞生,泰勒由此作为“管理科学创始人”而不是“金属切削艺术家”被载入史册。

泰勒理论的核心是“管理的思想革命”,其大意如下:

1)"诸种要素不是个别要素的结合,构成了科学管理,它可以概括如下:科学,不是单凭经验的方法;协调,不是不和别人合作,不是个人主义;最高的产量,取代有限的产量;发挥每个人最高的效率,实现最大的富裕。”

2)"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

3)"在科学管理中,劳资双方在思想上要发生的大革命就是: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分配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增加盈余的数量上……当他们用友谊合作、互相帮助来代替敌对情绪时,通过共同努力,就能创造出比过去大得多的盈余。”

4)"如果不能用合作与和平的新见解来代替旧的对立与斗争的观点,那么就谈不上科学管理。”【1】

这种思想既是管理科学的发端,也是管理信息化的逻辑原点,它的影响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它确立了管理信息化的客体(处理对象)是可以用科学方法描述的行为(管理行为),从而使其建立在科学基石之上;第二是它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是科学管理的精髓,确立了那种以“人”为核心、以“管理”为客体的管理工具的实质所在。

(2)古典组织理论思想

与泰勒同时代,在法国一家矿业公司里,有一个叫做法约尔(HenriFayo1)的工程师,他一生中有30年担任该公司的总经理。他以“办公桌前的经理”的视角和亲身参与企业管理的行为为基础,在1916年以75岁的高龄发表了划时代的管理名著《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这标志着古典组织理论的形成。

法约尔的组织理论将企业的全部活动分为以下6种:

1)技术活动:包括生产、制造、加工;

2)商业活动:包括购买、销售、交换;

3)财务活动:包括筹集和最适当地利用资本;

4)安全活动:包括保护财产和人员安全;

5)会计活动:包括财产清点、资产负债表、成本、统计等;

6)管理活动: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这6方面揭示了企业的共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法约尔将企业的管理活动单独提炼出来,规定了管理活动异于其他企业活动的独特内涵。这不仅再次使得了管理”管理活动”的协同软件在逻辑上得以成立,而且清晰地界分了协同管理软件与其他管理软件。

法约尔还提出了管理的14项一般原则:1)劳动分工原则;2)权力与责任原则;3)纪律原则;4)统一指挥原则;5)统一领导原则;6)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原则;7)人员报酬原则;8)集中原则;9)等级制度原则;10)秩序原则;11)公平原则;12)人员稳定原则;13)首创原则;14)团队原则。

法约尔的思想为管理信息化产品提供了架构原型。首先,当今各种管理软件技术与产品,基本上可以用上述6种基本活动来予以划分;其次,当今各种管理信息化软件系统的技术逻辑基本上跳不出上述14项一般管理原则;第三,法约尔对管理活动具体内容的划分———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是协同管理理论主干。

(3)行政组织理论

与泰勒、法约尔并列为古典管理理论三位先驱的韦伯(MaxWeber)是一个经历与著述同样丰富的人。他出生于德国,青年时代上过决斗场、当过兵,还曾精神失常过。40岁以后他从德国来到美国,此后便在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著作等身,但没有写过一本专门的管理著作,却还被称为管理理论先驱。韦伯对管理理论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于“权力和权威”的研究。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否则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

1)传统权力(Traditiona1Authority):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2)超凡权力(Charisma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3)法定权力(Lega1Authority):由理性或法律规定的权力。

韦伯提出组织应以合理、合法的“法定权利”为基础,绝不应仅仅基于对权威或领导人的服从。为此,韦伯提出建立官僚组织(中性意义),并指出规章制度是组织良性运作的基础和保障。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适用于各类社会组织。

该理论是一切组织级信息化不言而喻的前提,即组织级信息化所面对的都是“法定权力”组织。该理论揭示了协同软件的适用范围,即面向“法定权力”组织是协同类管理软件的长项,而面向传统权力、超凡权力类组织时,协同类管理软件则有较大局限性。事实证明,在协同类管理软件中,迄今为止做得最成功的就是对于制度、表单、公文等“法定权力”的信息化再造。

以上三种理论属于古典管理理论。

(4)人际关系理论

1927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梅奥(GeorgeE1tonMayo)教授接手了一项快要失败的实验。事情是这样的,美国芝加哥西部电器公司里有一个制造电话交换机的霍桑工厂,它虽然具有较完善的娱乐设施、医疗制度和养老金制度,但工人们仍怨言不断,生产业绩很不理想。为找出原因,有一个专门小组已经开展了4年的“照明实验”,试图证明“提高照明度有助于减少疲劳,使生产效率提高”这一工作条件论的设想。但结果是“找不出明显规律性”。梅奥接手后,带领一批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开展了两年的“福利实验”、两年多的“访谈实验”以及“群体实验”,并获得成功。1933年,梅奥出版了《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在对实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下述理论:

1)社会人理论:传统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经济人”,即为了经济利益而工作。而霍桑实验表明人是“社会人”,经济因素只在第二位,社会交往、他人认可、归属某一社会群体等才是决定工作积极性的第一因素。

2)士气理论:工人心理需要的满足才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基础,而工作方法、工作条件之类因素只是第二位的东西。

3)非正式群体理论:在官方规定的正式工作群体之中还存在着自发产生的非正式群体,它们有自己的规范和维持规范的方法,对成员的影响远较正式群体大。管理者不能只关注正式群体而无视或轻视非正式群体及其作用。

4)人际关系型领导者理论:必须有新型的人际关系型领导者,他们能理解员工各种逻辑的和非逻辑的行为,善于倾听意见和进行交流,并借此来理解员工的感情,培养一种在正式群体的经济需要和非正式群体的社会需要之间维持平衡的能力,使员工愿意为达到组织目标而协作和贡献力量。

梅奥的理论被称为“人际关系理论”或“社会人理论”。它是管理学思想的重大飞跃。从此人在组织中的作用得以彰显。这对主流的管理软件如ERP、FI、PDM、KM、EAM、HR等,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因为这些软件都是将人设为“经济人”,即默认员工会为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而服从软件流程并密切配合,而诸如士气、动机、潜规则、小圈子等,都不在其考虑之内。

但“社会人”理论却恰好是协同管理的精髓所在,因为十余年来,协同管理在提供一种“组建非正式组织及柔性沟通方式”的工具层面已做得很不错,不仅可以便捷地实现组织的“硬”的规范,也可以灵活地实现组织中的“软”的协调。协同管理的下一步是要在“塑造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间的有效张力”的战略层面予以突破。

(5)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需要层次论。这种理论认为:人要生存,他的需求能够影响他的行为。只有未满足的需求能够影响行为,满足了的需求不能充当激励工具;人的需求按重要性和层次性排成一定的次序,从基本的(如食物和住房)到复杂的(如自我实现);当人的某一级需求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求。根据这些假设,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

1)生理需求:如呼吸、水、食物、睡眠、生理平衡、分泌、性;

2)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道德保障、工作保障、家庭安全;

3)社会需求:如亲情、友情、爱情、同事情谊;

4)尊重需求:如自我尊重、信心、成就、尊重他人、被他人尊重;

5)自我实现需求:如道德、创造力、公正度、解决问题能力、自学性、接受现实能力。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行为驱动力剖析到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层面,是企业管理者有效调动人的积极性、开展组织激励的直接工具。这个理论可能也是解决“软件动力”和“信息化绩效”问题的可行之路。如果在管理中考虑到人的需求层次,并通过具体工具来予以实现,那么这种管理工具将会具有驱动人心的内在力量。协同管理软件在这方面将可大有作为。

以上两种理论属于行为科学理论。

(6)社会协作理论

现代管理学的主要创始人是一个叫做巴纳德(ChesterI.Barnard)的美国人。他曾于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由于没获得一项实验学科的学分而未拿到学位。但后来他由于在组织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巴纳德是一位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还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和社会活动家,因此他创立“社会协作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1938年,他出版了《经理人员的职能》一书,此书被誉为美国现代管理科学的经典之作。1948年,他又出版了另一重要的管理学著作《组织与管理》。

巴纳德的“社会协作理论”主要包括:

1)“组织”概念。组织是一个有意识地对人的活动或力量进行协调的体系,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经理人员。所谓“正式

织”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以上的人的活动的体系。这个定义适用于各种形式的组织,从公司的各个部门或子系统直到由许多系统组成的整个社会。

2)组织三要素。不管哪一级的组织,全都包含着三种普遍的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沟通。

3)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所有的正式组织中都存在“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和一贯性所不可缺少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需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所有的协作行为都是物的因素、人的因素和社会因素等的综合体。

4)组织“效力”与个人“效率”。一个组织由相互协作的许多人组成。个人可以对是否参与某一协作做出选择。个人参加组织协作,是为了实现那些他们单独做时实现不了的目标。如果协作是成功的,达到了组织的目标,这个协作系统就是有“效力”的;如果组织成员个人动机或目标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认为组织是没有“效率”的,从而会停止贡献力量或退出该组织。

巴纳德的“社会协作理论”对于几乎所有管理软件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前我们组织级信息化的核心目标还集中在提高组织效力层面上,个人“效率”处于次要或边缘位置。即便对于协同管理软件,在“组织秩序和一贯性”与“组织活力”这两方面的平衡方面,也还未做到很好,因为组织秩序的柔性化处理不完全等于对个人动机或目标的满足。

这一理论属于现代管理学理论。

2.社会学思想源流

(1)信息社会理论

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是一个中国人很熟悉的名字,他被誉为“未来学家”,最知名的著作是1982出版的《大趋势》,这本书风靡全球,共销售了一千多万册。

“信息社会”概念就是通过《大趋势》这本书广为传播,而“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种三阶段提法也成为对社会形态划分的主流学说。在该书中,奈斯比特对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提出了“五个重点”:

1)信息社会是真实的经济存在,而非抽象的思想;

2)通讯和电脑技术上的新发明将缩短信息的流动时间,加快变化的步伐;

3)新的信息技术将首先用来解决旧工业上的任务,然后逐渐产生新的活动、方法和产品;

4)在这个文字密集的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

5)新信息时代的技术并非绝对的,它的成败取决于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后果。

相对于后来产生的无数信息社会理论而言,奈斯比特的这几个“重点”稍显朴素,但它们却是本质性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信息社会的发展都印证了这几个预言。

对信息技术产业而言,未被充分重视的是上述关于“高技术、高情感”的观点。按照奈斯比特的说法,这个观点的含义是:“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平衡的反应,也就是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技术越高级,情感反应也就越强烈。”【2】对于高技术与高情感的论述中,有很多观点(对于软件设计而言)具有实际操作价值和实用价值:

1)“一个机构如果想要对顾客或雇员使用高技术,就必须在新技术中加入高情感的因素;否则人们就会发展自己的情感,或者拒绝使用新技术。一般人对于自动化和电子会计进行反抗,就是出于这个原因。”【3】

2)“我们引进社会的技术越多,人们越愿意往一块聚集,越希望和其他人在一起。”“电脑购物将永远无法取代偶然发现珍奇物品的乐趣和存心采购令人感到惊讶物品的情感”;“(电子会议)在节省汽油和费用方面无论有多大优越性,它也不能取代面对面开会的高情感……电子会议太合理了,它永远不会成功。”【4】

3)"在高技术的信息社会里,我们使用的是脑力,而不是像工业时代工厂工人那样使用体力,所以我们在业余时间的活动中需要更多地利用手和身体以平衡工作中对脑力的不断使用。”【5】

4)"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的情感。”【6】

反思我国信息化历程中的种种差强人意、事与愿违、不了了之、推倒重来等负面效应,会发现在信息系统的设计和使用中缺乏“情感”考量是一个关键性失误。协同软件若要很好地实现对“人”的管理,就需要在设计中引入情感因素,同时将协同从一种“纯在线”模式转变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增加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机会。

(2)网络社会理论

对于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主要是依据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宏观历史而做出的。从微观而言,则是对于信息社会转变路径的研究,即社会是如何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的。此方面的学说数不胜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1Caste11s)在其巨著“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提出的“范式转换”理论。“范式”是科学哲学中最为著名的概念之一。所谓“范式转换”,大意就是新旧两种事物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遵循的“范式”不同;新旧事物的转换(革命)过程是一种“范式转换”行为。曼纽尔·卡斯特对“信息技术范式”做了详细的归纳:【7】

1)“信息”是新范式的原料。先前的技术革命中,信息只是“处理技术的信息”。但是信息技术革命中,信息是技术处理的对象,即信息技术是“处理信息的技术”。

2)信息技术的效果无处不在。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受到信息技术媒介的“塑造”。

3)网络化逻辑。在使用信息技术的系统或关系中,网络形态能够良好地适应日趋复杂的互动,以及源于这种互动的创造性力量的不可预料的发展。这种网络化逻辑一方面必须去建构那些没有结构的部分,但同时又要保持弹性,因为没有结构的部分正是人类活动创新的驱动力。

4)信息技术范式以弹性为基础。经过重新排列,不仅所有过程都可以逆转,组织与制度也可以修正,甚至是彻底改变。新技术范式构造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其重新构造的能力,这在以不断变化与组织流动为特征的社会里是一种决定性的特性。

5)特定技术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

正是基于“信息技术范式”,曼纽尔·卡斯特将信息社会具体定义为“网络社会”。信息技术范式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启发。

在物理意义上,当前各种信息系统都是网络系统,它们是“网络化逻辑”的实体形态。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尽力将更多的社会系统或关系构建为实体网络(以实现他人和自己的价值)。在此进程中,需要注意到网络化对于创新力的消解,以及网络化的弹性特征。

以协同软件为例,它首先要尽力将组织中的系统或关系整合入软件中,固化为特定功能。但是这样的行为又会降低组织的弹性,因此协同软件要考虑工作流程的刚柔并举。然而,工作流的刚柔调整还只是曼纽尔·卡斯特所谓的“弹性”特性的部分体现,完全要实现网络弹性,就需要软件本身具有自我统计、评价、调整和重组的特性。这是协同软件基础架构的进化方向。

(3)协同论

协同论(synergetics)亦称“协同学”或“协和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分支理论。其创立者是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Haken)。1971年他提出协同的概念,1976年系统地论述了协同理论,发表了《协同学导论》,还著有《高等协同学》等著作。

协同论主要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协同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其中也包括通常的社会现象,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企业间相互竞争的作用,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应用协同论方法,可以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类比拓宽于其他学科,为探索未知领域提供有效的手段,还可以用于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控制因素,进而发挥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

协同论的思想被管理学理论所吸收,认为协同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协同论的方法可以应用于社会群体和企业组织的管理,并可为组织的演化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方法。

3.经济学思想源流

(1)有限理性理论

现在我们要提到一个人,他同时是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决策制定、问题解决、注意力经济、组织行为学、复杂系统等领域的创始人;他还同时荣获过图灵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和美国心理协会终身成就奖。这个人叫西蒙(HerbertA1exanderSimon)。瑞典皇家科学院总结他为:“就经济学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西蒙首先是一名经济学家,他的名字主要是与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和决策这一相当新的经济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的。”

西蒙的决策学说叫做“有限理性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1)现实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

2)“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往往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乃至彼此矛盾状态。“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也不企望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满意解”为满足。

3)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

4)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即是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所探讨的应当是有限的理性,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应当是过程合理性,而不是本质合理性;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决策者在决策之前没有全部备选方案和全部信息,而必须进行方案搜索和信息收集;决策者没有一个能度量的效用函数,从而也不是对效用函数求极大化,而只有一个可调节的欲望水平,这个欲望水平受决策者的理论和经验知识、搜索方案的难易、决策者的个性特征(如固执性)等因素调节,以此来决定方案的选定和搜索过程的结束,从而获得问题的满意解决。

对于日趋复杂精密的信息系统而言,有限理性理论不啻于是“当头棒喝”。长久以来的管理软件致力于“信息对称”,以为决策提供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为最大目标。但实际上,决策者未必需要或未必能够处理过多的信息。管理软件除了提供管理的可能性,还要提供节制性,以帮助“管理人”能够基于其“有限理性”来进行决策。协同软件应引入信息“节制机制”设计,为协同行为提供边界条件管理,通过为管理者提供适合其个性化决策需求信息的隐藏-展开功能,让协同行为可以收敛。

(2)机制设计理论

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赫尔维茨等三位开创了“机制设计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这一理论用于解答“什么样的经济机制才是好的”或者说“当一个国家面临着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时,应该如何进行取舍”这样的问题。当然,随着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发现它也可以用于解决诸如“一些出发点很好的规章制度却得不到有效贯彻执行,甚至参与者还利用既有政策来最大化个人利益,从而造成巨大效率损失”这样的微观问题。因此,机制设计理论有可能是从经济学视角来解决组织协同问题的最新思路,我们在此也对它进行一定的介绍。

机制设计理论简单的讲,就是研究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规则或制度)来达到既定目标的理论。这涉及两方面的问题:

1)信息成本问题。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少越好。然而,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即任何人都不可能充分掌握其他人的所有私人信息。由于所有个人信息不可能完全被一个人掌握,所以人们总是希望分散化决策。然而,有关个人偏好的信息分布在众多参与者中,他们很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并利用私人信息来最大化个人利益。从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看,这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2)激励问题。即在所设计的机制下,各个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达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讲真话不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即在别人都讲真话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个人,他可以通过说谎而得到好处)。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机制下愿意讲真话呢?只有当社会选择的规则只照顾一个人的利益时,这个人才有动力讲真话,因为此时其他人讲假话没有什么好处,讲真话也没有什么坏处,讲讲真话也无所谓。很显然,机制设计理论提出的激励相容概念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一致是一种常态,并且信息不完全、个人自利行为下隐藏真实经济特征的假定也是符合现实的。

机制设计的具体模型及方法是很复杂的,在此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我们所受到的思想启发是:首先,要注意到信息的传递是有成本的,同时信息的配置效率也会由于个人的自利说谎行为而受到损害;其次,在设计制度和流程时,不仅要考虑技术条件和资源状况,还要在机制上满足激励相容原则,保证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同时实现。如果将经济学中机制设计的模型与协同软件的架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组织成员愿意参与、愿意以真实意愿参与、愿意以最小成本参与、愿意实现组织和个人双赢的协同管理制度,那将是多么美好的场景!本书将要提出的“弹性工作网”理论,就将吸取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

4.技术哲学思想源流

技术哲学是研究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的一门学科。技术哲学并不对技术予以具体指导,其主要作用是提供一种思考方法和思维体验,来促使技术工作者以一种新视角来重新认识、思考和归纳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就协同管理而言,它并不能从技术哲学中找到现成的措施、方法和策略,但并不妨碍它从中获得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教益。

(1)信息思维理论

思维是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自从出现了信息技术,就有很多人来探讨“信息思维”。在科学哲学、社会学、思维科学、技术哲学等不同的学科中,“信息思维”有各种理解和阐述。其中与软件技术活动较为贴近的是技术哲学视野的信息思维理论,它可归纳为以下三种具体形式:

1)确定性思维。从技术史上看,信息技术的产生是随着人们对“世界的偶然性”的认识而产生的,以解决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消除不确定性”是信息技术改造人工自然的入手点,是信息技术的逻辑起点。信息技术以“保真性”、“实时性”和“多维性”等技术方法来追求信息的确定性。

2)控制性思维。信息技术以控制思维来实现信息价值。信息思维首先要建立一个系统,让信息在系统中进行处理,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所言,自动机、生命机体、社会等组织系统都可以视为“消息的有机体”,世界在控制机理上是统一的;其次,要建立反馈机制,不管是生物系统还是技术系统,“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负反馈的行为”;第三要容纳干扰。反馈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扰动对输出量的影响,来达到消除扰动对整个系统稳定造成影响的目的,这实际是容纳了外部干扰的存在。

3)智能化思维。正因为信息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智能化,所以信息思维的第三种形态就是智能化思维。智能化思维首先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实现人机交互;然后,通过模仿来实现人工智能。模仿主要有两种方式:模仿已完成的知识体系,模仿思维组织过程;第三,去人工化,即让“机器是人”,通过人工智能手段,赋予机器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解放人工。

信息思维理论大致符合软件设计、架构的实际思维过程。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对管理思想的反思效应,如:

1)“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难以彻底消除的。为了消除一个信息的不确定性,需要引进更多的信息,但这些新增信息又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为了消除人与信息之间的不确定性,需要引进人的理解和认识(语义和语用),但这又引进了人的私有信息这一新的不确定性。所以信息技术在试图减少信息不确定性的路途上,应该有一个限度、一个边界,否则会引起信息的恶性膨胀。

2)控制的思维在现实中受到系统结构的限制。系统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界定一个系统的难度很大;控制往往具有滞后性,要达到及时性和提高效率的难度也很大;此外,在实际系统中,谁控制别人,谁被控制,谁来做裁判,谁来进行调节,这些都是很难大而化之的问题。在管理中,制度化、权利化不应是单向通道,而应建立反馈通道,允许被控制者来调节控制者的行为。

3)智能化思维面临复杂性的困扰。对此有人以计算机编程行为做出分析说:

“一旦程序的大小变得与试图描述的系统可以相提并论,就不能再对系统进行编程。当结构不可辨识时当描述它的最小算法具有的信息比特数可与系统本身进行比较时我称之为根本复杂性。”即“根本复杂性=完全随机性”,因此完全随机的事物是无法建立计算机模型的。这对于试图以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智能化的思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管理行为中,更多的是随机性事件,如何容纳和处理这些随机性,是需要有管理智慧的,不能就事论事,而应从处理事的主体———人———的身上来做文章。

信息思维理论的重点是对具体思维形式的反思。通过反思,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信息技术活动,找到一些新的方法或功能来完善软件产品。协同软件以提高信息的确定性、有效授权、适应组织软硬流程等为核心目标,在此过程中也要对自身的技术思维做出反思。

(2)中国传统技术哲学范畴

最后我们从技术哲学的层面,归纳出中国传统文化为协同管理提供的智慧。毫无疑问,协同管理必然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更好地符合中国人、中国组织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但传统文化又是一个极为丰富的体系,有太多的内容可以对协同软件产生启发作用。这里仅将焦点集中于传统文化中与协同管理软件建构相关的几组范畴。

1)立象尽意。《韩非子·解老篇》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因此,“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成为了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它代表那种客观存在但不为人所尽知的世间所有事物之表现形式,包括有形与无形的,具体及抽象的,及其发展变化之中抽象共通的运行机制。

人类对于宇宙本原近于“盲人摸象”,但内心却能感悟万事万物行运之妙。问题在于,人的内心所思难以明确言说、表达,因此叫“妙不可言”。此时唯有圣人能承担阐述和解释的重任。《周易·系辞上》有言:“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叫做“立象尽意”。

那么,什么叫“立象”呢?《周易·系辞上》随之解释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南怀瑾对此解释说:

“赜”就是奥秘。宇宙中有个奥秘,有个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功能。我们知识上要了解它,并不是眼睛看到了,而是智慧上知道了,这就是“见”。宇宙间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说明它、表示它呢?“而拟诸其形容”,就是画卦“以象其物宜”,这就是卦象的符号逻辑。这个符号代表了万事万物,这就是所谓的“卦象”【8】。原来圣人是用一种技术手段,用可以看到的符号系统,来详细解释象中之“意”。了解了这些论述,就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为何用八卦图来解释宇宙万物了,这就是“立象尽意”。

在协同软件发展的初期,我们抽象出一个“太极图理论”,它阐释了组织中的“人”与“事”的关系,以及各自包含的信息系统(这将在下一章详细介绍),这个图已成为协同管理最基础的理论,是“立象尽意”哲学方法应用的最佳案例。在协同管理软件之中,提供了许多图形化的操作界面和模型,如流程图等,它可以帮助人们形象地从事管理活动,这也是“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2)寓道于器。《周易·系辞上》在阐述“象”时,又用到了“道”和“器”这两个概念来做解释。“道”是指“象”中所蕴含的规律性、法则性的东西,故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器”是指能表现出“象”的具体形态的东西,即:“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占”。而“道”与“器”的关系,则说得更为精彩:“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有形无形作为道器之分的标准(但形上形下并无价值好坏之意)。后来就将西方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翻译为“形而上学”。由此也给“道”和“器”赋予了现代意义,即“道”是指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器”则是指具体事物。

“道器之辩”是贯穿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历程的命题,用现在的话讲,道和器谁是第一位的,谁是第二位的,是一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论争。当然,具体的论争过程不用去列举,现在我们知道,“无其器则无其道",”形而上而不离乎形,道与器不相离”,即“寓道于器”者也。

技术活动即是“寓道于器”的过程,它遵循世界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具体的工具和方法,以实现人们的特定需求。技术之器中蕴含着自然之道,自然之道通过技术之器来发挥作用,这是技术哲学的基本观点。协同软件在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工作是归纳抽象协同管理的规律性,并用软件技术将其功能化,这不正是“寓道于器”吗?但是正如前面所说,重要的不是知道这种方法,而是知道其中的思辨过程。在软件开发过程中,“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抽象归纳,“器”的功能如何设计,怎样最好地体现出协同管理之“道”,都是关于全局的重大问题。

3)由用得体。“体用”二字在《周易·系辞上》中也被提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显诸仁,藏诸用”。这里“体用”二字已蕴含着后来作为哲学范畴的基本涵义。“体用”二字并举始于战国末期的荀子。《荀子·富国》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这里“体”指形体,“用”指功用。“体”、“用”这一对哲学范畴同样有历时绵长、学派众多的论争过程,特别是在“物质”与“精神”这样的意义上,体用还卷入到佛教思想和“神灭论”思想的交锋之中。在众多观点中,我们借用“由用得体”这一说法,即它认为通过物质的运动和具体现象(由用)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得体)。

体用范畴对于协同管理的特殊意义在于“中体西用”的提法。这是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西方列强入侵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救国救民的主张。它当然也有争议,历史虚无者认为老祖宗的东西已不足为体,宁愿以西为体,叫做“西体中用”。历史坚守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具有为“体”的内在力量的,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事实中,缺乏坚持的基本条件。时代发展到今天,当中华民族的复兴达到一定阶段时,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重新审视“中体西用”观点,发现此时我们已可以超越体用二元对立的情绪,用一种“体用合一”的心态来吸取一切有益的思想、理论和工具,构建符合中国实情的技术系统。协同软件正是我们在“体用合一”理念下所做出的一种探索,这是我们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4)推己及人。中国人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出自于

《论语·卫灵公》,简称为“推己及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比西方的“人际关系学派”、“社会协作理论”更本质、更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对于协同软件而言,“推己及人”从来都是一条终极检验标准。如果开发者自己不喜欢这个软件中的某个功能,他就不会期望用户也喜欢;如果开发者从软件中感受不到协同的价值与乐趣,也就不期望用户能乐于使用。过去十余年正是这条标准规约着协同软件产业的发展,未来面对更大的改进力度、更广的应用空间时,“推己及人”还将作为检验协同管理及软件的重要标准。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协同管理提供了一套东方的行为方式,比如,它讲究以感性的方式来从事管理活动,允许有变通,允许情感的作用,而不是西方那种严密的逻辑流程、制度规范和法理规约,这是协同管理的显著特征。

以上我们归纳了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技术哲学这四大学科中对于协同管理有思想源流效应的12种理论或学说。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归纳,但应该已勾勒出了一个大的纲要。我们并不赞同在软件设计中机械地套用这些思想,但却十分提倡从功利性的事务中抽身出来,了解一些基础学说,从中看到“协同管理”这种新的管理理想诞生的道理所在。

注:本文摘自由致远协同研究院出版的《协同管理导论》,转载请注明出处,即“致远软件官网”。申请试用致远软件相关产品,请拨打免费电话:4007003322。

新闻标签: 致远软件 致远oa 表单应用 人事管理 预算管理

上一篇:【连载】协同管理由来-产业发端(3) 下一篇:企业组织行为绩效指标体系研究的初步结论与局限性
 

在线顾问

电话咨询

体验产品